爸爸是在第七天去找律师的。
我飘在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室里，看着他把材料一份份摆在桌上。
病历。
死亡证明。
医院走廊的监控截图，定格在我倒地的那一刻。
几家媒体报道我死亡新闻的打印件，标题刺眼。
还有一段家人群里的录音。
我听见了妈妈的声音，带着笑意。
“小军贫血，星星的血型一样，她这个做姐姐的，献点血不是应该的吗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”
录音里还有周兰附和的声音。
“就是啊妈，嫂子最懂事了。”
爸爸按下了暂停键。
整个接待室里一片死寂。
“我要起诉。”
他的声音沙哑。
律师是个中年男人，戴着金边眼镜，看起来很沉稳。
他仔细翻看着那些材料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他抬头看爸爸。
“沈先生，直接追究刑事责任的难度比较大。”
“她们的行为，包括您的妻子，在法律上很难被界定为故意杀人。”
“但我们可以从民事诉讼入手，追究过失致死的民事赔偿责任。”
“另外，针对周兰抢夺应急糖果并阻止您女儿自救的行为，可以单独以故意伤害提起诉讼，这个胜算很大。”
“还有您妻子，沈先生，作为监护人，她强迫您女儿在不适宜的身体状况下超量献血，并签署了责任自负的同意书，这属于重大过失。”
爸爸点点头，布满血丝的眼眶又红了。
“多少钱都行。”
“我一分钱赔偿都不要。”
“我就是想让她们知道，我女儿不是白死的。”
“我要她们，站在被告席上，亲口承认她们做了什么。”
我飘在他身边，想拍拍他的肩。
手还是毫无意外地穿了过去。
爸爸像是感觉到了什么，突然抬起头，看着我所在方向的天花板。
光线很刺眼。
他眯了眯眼。
“星星。”
他轻声说。
“爸给你讨公道。”
我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原来死了，连一句最简单的谢谢，都说不出来。
那天晚上，我又去了妈妈住的地方。
她没有回那个我和爸爸一起生活的家。
她住进了我出嫁前住的那间小屋。
屋子很小，一切都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。
她坐在我的床上，抱着我用过的枕头，一动不动。
墙上还贴着我中学时画的画，已经有些泛黄。
桌上还放着她有一年过生日时，我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给她买的台灯。
她说她喜欢，就一直带在身边。
衣柜的门虚掩着。
里面挂着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。
是我最喜欢的米白色。
袖子还没收口，几根竹针还穿在上面。
那是她答应给我织的生日礼物。
我的生日，早就过了。
她慢慢地站起来，走到衣柜前。
她伸出手，动作迟缓。
她拿起那件毛衣，看了很久很久。
然后她把脸埋了进去，整个身体都在剧烈颤抖。
没有声音。
一声都没有。
她哭不出声了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门被敲响了。
很轻。
她没动。
敲门声又响了一次。
她僵硬地站起来，走过去，打开门。
是爸爸。
他手里拿着一个本子。
粉色的外壳，上面有一把小熊形状的锁。